兼职县政协副主席，真的可以吗？具体可行吗？

“兼职县政协副主席”这一说法，在公众语境中似乎带有一丝矛盾与不解，它究竟是确有其事的制度安排，还是一种概念上的误读？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这一独特组织的性质、职能及其成员的产生方式。简单来说，答案并非非黑即白，而是蕴含在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的深层逻辑之中。它可行，但其“兼职”的内涵与大众普遍理解的“打零工”或“副业”相去甚远。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根本性问题：政协委员是公务员吗？ 答案是否定的。政协委员并非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他们不具行政编制，也不执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政协章程明确规定，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委员构成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囊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各界爱国代表、特别邀请人士等。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政协委员，包括副主席，其首要身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是医生、教师、企业家、艺术家、宗教领袖等。他们之所以成为政协委员，是源于其在本专业、本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广泛社会影响力，而非其公务员身份。这便是“兼职”一词的源头——他们的政治身份是兼任的，其本职工作依然是他们的专业领域。

然而，当“委员”二字前冠以“副主席”头衔时，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政协副主席职责是什么？ 这远非普通委员可比。县政协副主席通常是由若干位资深、有威望的委员担任的领导职务，其工作内容已经从“参政议政”上升到了“组织和领导参政议政”的层面。副主席需要分管政协的特定工作领域，如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等；需要主持和参与各类重要会议、专题协商会和调研活动；需要牵头组织委员们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报告；还需要代表政协出席各类公务活动，进行对外交往。这些职责要求副主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绝非一周几天、每天几小时的“兼职”模式所能涵盖。从这个角度看，它更像是一种“双轨并行”的重度投入，其政治职责的严肃性和繁重性，不亚于一份全职工作。

那么，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和能力承担这样的“兼职”呢？这就涉及到“非党员干部任政协副主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政治格局中，政协是安排党外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民族宗教界代表等的重要平台。让一位德高望重、事业有成的非党员干部担任县政协副主席，既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也是对其社会贡献的一种高度认可。例如，一位为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或是一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被推选为政协副主席。此时，他的企业或学术研究依然是他的“主业”，但政协的领导工作则成为他服务社会的另一条主战线。这种安排的可行性在于，这些人士通常已经达到了事业上的成熟期，拥有相对灵活的时间支配权（例如，企业已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并且具备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能够高效地履行政协副主席的职责。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崇高的政治荣誉和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关于“县政协副主席是什么级别”的问题，也反映了公众对此职位的认知困惑。在行政级别上，县政协主席通常对应正处级，副主席则对应副处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更多是一种政治待遇和级别的对应，而非严格的行政领导序列。对于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而言，他们并不进入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序列，这个“级别”更多地体现在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待遇上，象征着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它是一种政治安排，旨在赋予他们相应的身份和平台，以便更好地开展协商、监督工作。因此，追求“级别”本身并非任职者的目的，获得参政议政、服务社会的合法平台才是核心。

综上所述，所谓“兼职县政协副主席”的可行性，是建立在一个特定前提之下的：任职者本身就是社会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主业”已经为他们履行副主席职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源和声望。 这种“兼职”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荣誉性的、高度责任化的社会服务。它要求任职者具备卓越的专业能力、崇高的社会声望、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条路是不可行、也不存在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一项独具匠心的制度设计，通过吸纳各界精英进入协商民主的轨道，实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因此，当我们再次审视“兼职县政协副主席”这个称谓时，应理解为一种身份的叠加和责任的融合，而非简单工作状态的描述。它的存在，恰恰彰显了政协制度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贤能政治”理念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的一种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