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发招嫖卡片，会被怎么定罪，算什么罪？
首先，我们来剖析最直接相关的罪名——介绍卖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的“介绍”，核心在于为卖淫者与嫖娼者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撮合双方达成交易。发放招嫖卡片，正是“介绍”行为最为典型和普遍的物理表现形式。卡片上的联系方式、服务信息、价格等，无一不是在为潜在的嫖娼者提供明确指引，其目的就是促成卖淫活动的发生。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知卡片内容的非法性质，仍然实施了散发行为，就已经构成了此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至于量刑标准，即“情节严重”的认定，司法实践中通常考量几个关键因素：介绍的次数、人数，非法获利数额，是否涉及未成年人，以及是否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等。例如，如果行为人长期以此为业，介绍人次众多，或从中牟取了较大利润，那么其刑期很可能突破五年，面临更重的惩罚。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
然而，风险的链条并未就此终止。如果行为人不仅仅是独立的“介绍者”，而是为某个更大规模的卖淫团伙服务，那么其行为的性质就可能发生质变，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这正是理解协助组织卖淫罪与介绍卖淫罪区别的关键所在。协助组织卖淫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指的是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行为的。此罪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组织卖淫”的犯罪集团或固定团伙，该团伙的核心成员对卖淫人员有管理、控制或支配关系。而发卡片的人，其工作内容虽然看似与“介绍”类似，但其服务的对象和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地位却截然不同。他们是为整个组织的“招客”环节提供后勤支持，是犯罪机器上一个固定的“齿轮”。其行为不再是点对点的撮合，而是为整个组织的运营提供系统性、持续性的帮助。此时，法律评价的重心就从其独立的介绍行为，转移到了其对整个犯罪组织的协助作用上。因此，区分二者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独立运作还是依附于一个组织？其行为是偶发、零散的，还是作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一部分？
厘清了这两个罪名的界限后，还需要关注共犯理论在其中的应用。无论是介绍卖淫罪还是协助组织卖淫罪，都常常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对于团伙中的发卡片人员，司法机关通常会根据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区分主犯与从犯。毫无疑问，这些身处犯罪链条末端的人员，一般会被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而是说其刑罚会相较于团伙的组织者、核心管理者更轻。具体轻到何种程度，需要结合其参与犯罪的时长、获利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多种情节综合判断。但这层“从犯”的身份，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争取宽大处理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进行精细化、人性化裁量的体现。
最后，必须破除一种极为危险的幻想，即认为这只是“兼职”，被抓大不了罚款了事。这种想法完全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读。对于发招嫖卡片的行为，公安机关一旦掌握确凿证据，通常会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而非作为治安案件处理。因为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它不仅直接助长了卖淫嫖娼丑恶现象的蔓延，破坏社会风气，更常常是敲诈勒索、抢劫、诈骗等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温床。一张小小的卡片，背后可能牵扯着一个复杂的犯罪网络。因此，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所谓的“兼职”，不过是犯罪分子为了降低行为人心理防线、招募更多下线而使用的幌子。法律的眼睛是雪亮的，它不会因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无知或轻描淡写的定义而改变其犯罪的本质。
法律的威严在于它的不可侵犯性，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发招嫖卡片，看似是街头巷尾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动作，实则是在个人履历上烙下了一个难以抹去的犯罪污点。它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金钱，更是对未来人生的毁灭性打击，包括自由、名誉、家庭以及无限可能的未来。在法律面前，没有侥幸可言，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才是保护自己最根本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