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禁止的六类副业有哪些，中纪委有明确规定？

公职人员能否从事副业，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的“能”或“不能”，而是一幅由党纪国法精心绘制的、边界清晰的“负面清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此有着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其核心要义在于防范利益冲突，切断权力寻租的链条，维护公职队伍的廉洁性与政府公信力。这些规定并非为了限制个人发展，而是为了确保每一位手握公权力的工作者，其行为准则的唯一导向是公共利益。

中纪委明确公职人员不能做的副业，集中体现在一系列纪律规定中，其中尤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相关廉洁自律准则为纲。这些法规共同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制度防线，清晰地划出了公职人员兼职取酬纪律红线。理解这些红线，必须从其本质入手，即任何可能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或与公职身份发生利益关联的营利性活动，都在被禁止之列。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为清单，更是一种价值导向，要求公职人员将“公”与“私”进行彻底的切割。

要深入理解这一“负面清单”，我们必须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类行为进行细致剖析。首当其冲的便是违规经商办企业。对于“如何界定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关键点在于“违规”二字。这包括了个人独资、与他人合资、合伙经商办企业，或者以承包、租赁、委托、受聘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更隐蔽的形式，如通过他人代持股份、充当“影子股东”，或是利用亲属名义注册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同样是纪律严令禁止的。例如，某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干部，其配偶经营一家餐饮公司，该干部虽未直接参与，但利用自身职权为其疏通关系、减免检查，这实质上就构成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变种，其行为已然触碰了纪律的高压线。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在于，它将公共权力作为了个人商业行为的“护航舰”，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次，从事有偿中介活动是另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公职人员掌握着特定的公共资源和信息，如果利用这些便利，在交易双方之间充当中介并收取“好处费”、“佣金”，其本质就是权力的商品化。无论是撮合项目、审批贷款，还是协调关系、帮助他人获取稀缺资源，只要动用了职务影响力并从中获利，就构成了严重的违纪行为。这种行为的隐蔽性强，往往以“人情往来”、“劳务报酬”等面目出现，但其内核依然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

第三，违规兼职取酬的问题也备受关注。纪律规定并非完全禁止公职人员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但前提是必须经过组织批准，且不得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现实中，一些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社会影响力，在行业协会、商会、甚至企业中担任顾问、理事等职务，并定期领取高额报酬。这种行为极易演变为“期权腐败”，即在位时为企业提供便利，退休或离职后到该企业任职，兑现“权力余温”。因此，公职人员兼职取酬纪律红线的核心在于“未经批准”和“获取报酬”两个要素，二者具备其一，即构成违纪。

此外，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也被严格禁止。这不仅是出于防范利益冲突的考虑，更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知情人，其在境外的经济活动可能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甚至成为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点。同样，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便利，也是被严厉打击的行为。这体现了党纪对“家族式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将监督的触角延伸至公职人员的“身边人”，从源头上遏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

最后，“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作为一项兜底条款，显示了纪律规定的严密性。这旨在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基金投资，或是在网络空间利用公职身份进行有偿推广、流量变现等。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其行为本质是利用公权力或公职身份谋取私利，都将被纳入纪律的监管范围。

这些规定背后，体现的是对现代治理逻辑的深刻把握。公权力姓“公”，其唯一的价值取向是服务人民。任何将公权力与私人利益捆绑的企图，都是对人民赋权的背叛。因此，对公职人员副业的严格约束，并非对个人价值的否定，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知与敬畏。每一位手握公权者，都应当时刻自省：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其运行轨迹必须永远置于阳光之下，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条职业道路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社会监督与自我约束，这既是代价，也是荣誉。当个人兴趣与公共利益发生潜在冲突时，退让与回避，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份清醒与自觉，是新时代公职人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和职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