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赞力值，作为衡量社会对和平建设的支持力度与效能的核心指标，其提升不仅关乎个体福祉，更决定着文明演进的方向。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如何系统性、多维度地增强这一力量，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它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渗透在个体意识、社会制度、国家政策与国际协作中的动态体系，唯有从根基处培育、从机制上保障、从行动上践行，才能让和平的种子真正生根发芽。
一、和平赞力值的内涵：从抽象理念到多维实践
和平赞力值的本质，是将“和平”从一种理想状态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社会动能。它包含三个核心维度：意识层的和平认同，即公众对和平价值的内化程度，拒绝暴力与仇恨，理解差异与包容；行动层的和平实践，个体与组织通过具体参与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从社区调解到国际维和，皆是实践载体；制度层的和平保障，通过法律、政策、国际公约等刚性约束，为和平提供稳定框架，使冲突解决有章可循、暴力行为受到遏制。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意识是基础，行动是路径，制度是保障，共同构成和平赞力值的“铁三角”。
当前，部分社会对和平赞力值的认知仍停留在“不冲突”的表层，忽视其动态建设的复杂性。事实上，和平赞力值的提升绝非被动等待，而是主动构建：它既需要教育体系培养“和平素养”，也需要媒体传播“和平叙事”，更需要制度设计激励“和平行为”。唯有打破“和平即静止”的误区，理解和平是“积极建设的过程”，才能真正激活这一力量的潜能。
二、提升和平赞力值的现实价值：和平作为发展的“隐形引擎”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和平始终是最大的公共产品，而和平赞力值的高低，直接决定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从经济维度看，和平赞力值高的地区，资源分配更倾向于民生与可持续发展，而非军事与对抗——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冲突后国家若能快速提升和平赞力值（通过重建信任、完善治理），其经济增速可恢复至战前的2倍以上。反之，若和平赞力值持续低迷，即便短期停火，也难逃“冲突-贫困-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从社会维度看，和平赞力值是社会凝聚力的“黏合剂”。当个体普遍具备和平意识，社区内部的矛盾可通过对话而非暴力解决，信任成本显著降低。例如，北欧国家通过长期推行“和平教育”与“社会协商机制”，将和平赞力值融入社会治理基因，使其连续多年位列全球和平指数榜首，社会幸福感与稳定性也长期领跑全球。
从国际维度看，和平赞力值是全球治理的“压舱石”。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的当下，各国和平赞力值的提升，能推动国际秩序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型。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同，正是因为它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本质上是通过提升国际社会的和平赞力值，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三、多路径提升和平赞力值：从个体觉醒到全球协作
（一）个体层面：以“和平素养”培育微观基础
个体是和平赞力值的“最小细胞”，其素养高低直接决定整体效能。教育是培育和平素养的核心路径：基础教育阶段应将“和平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历史案例（如二战教训）、跨文化沟通、非暴力冲突解决等教学，让青少年理解“和平不是天赐，而是选择”。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和平教育国际十年”计划，已在120余国落地，通过角色扮演、社区服务等形式，培养青少年的同理心与批判性思维，从源头减少仇恨滋生。
媒体与公众人物同样肩负重任。算法时代，信息茧房易加剧对立，媒体需主动传播“和平叙事”，用真实故事展现冲突中的人道主义代价，而非放大矛盾、制造对立。公众人物则应以身作则，拒绝煽动性言论，倡导理性对话——当个体从“旁观者”变为“践行者”，和平赞力值便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社会层面：以“制度创新”构建和平生态
社会是连接个体与国家的“中间层”，制度创新是提升和平赞力值的关键抓手。一方面，需完善“冲突预防与化解机制”：建立社区调解委员会、行业协商平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广“恢复性司法”，让加害者通过补偿而非惩罚修复关系，既维护正义，又减少仇恨代际传递。例如，卢旺达在种族大屠杀后，通过“盖卡卡法庭”（传统社区法庭）让百万民众参与审判与和解，显著提升了社会和平赞力值，实现了从“创伤社会”到“和解社会”的跨越。
另一方面，需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和平参与”。社会组织可深入冲突地区开展人道援助、跨文化交流，搭建不同群体间的对话桥梁；企业则应将“和平责任”纳入ESG（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避免通过供应链参与冲突资源开采（如“冲突矿产”），用商业力量推动和平建设。当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和平”的氛围，制度便有了鲜活的实践支撑。
（三）国家层面：以“和平发展”夯实核心支撑
国家是和平赞力值的“主导者”，其政策取向直接决定和平的“成色”。对内，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公平正义、完善公共服务，从根源上减少社会矛盾——贫困、歧视、不公往往是冲突的温床，唯有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和平才能获得最坚实的民意基础。对外，需践行“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以“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的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实践为此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民生改善，以发展促和平；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以实际行动提升全球和平赞力值。国家层面的担当，让和平从“理念”变为“行动”，从“国内”延伸至“国际”。
（四）国际层面：以“多边协作”完善全球治理
在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的今天，提升和平赞力值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应强化其冲突预防、斡旋调解、战后重建职能，改革安理会机制，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和平规则制定，避免“大国中心主义”削弱国际公信力。同时，需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反对动辄制裁、威胁的霸凌行径。
此外，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攻击、跨国疫情、人工智能滥用）需加强国际合作。这些威胁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建立全球性的疫情监测机制、网络空间行为准则、AI伦理规范，本质是通过提升全人类的共同和平赞力值，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四、挑战与应对：在不确定性中锚定和平坐标
提升和平赞力值并非坦途，当前面临多重挑战：意识形态对立加剧“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地缘政治博弈使部分国家将和平工具化，信息时代的虚假信息破坏社会信任，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可能加剧资源争夺……面对这些挑战，更需坚定“和平是唯一选择”的信念：既要警惕“和平幻想”，认识到和平的脆弱性，需以制度刚性守护；也要拒绝“和平悲观”，相信人类的理性与善意，通过持续行动积累和平动能。
和平赞力值的提升，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线性推进，而是个体觉醒与社会变革、国家担当与国际协作的交响。当每个生命都成为和平的种子，每个制度都成为和平的土壤，每个国家都成为和平的守护者，人类文明的赞歌才能在冲突的裂隙中愈发嘹亮。这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始于足下的现实选择——因为和平，从来不是历史的馈赠，而是每一代人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