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洲联盟（非盟）的起源，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将其归功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但这一认知与历史事实存在显著偏差。非盟的诞生并非单一意志的产物，而是非洲大陆历经数十年一体化探索后，在多重政治力量博弈下的必然结果，卡扎菲的角色更准确的定位是“重要推动者”而非“创立者”。要揭开这一真相，需回溯非洲统一组织（OAU）的历史局限，剖析卡扎菲“非洲合众国”构想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并厘清非盟成立过程中真正的核心力量。
非洲统一组织的遗产：从反殖民到一体化的困境
1963年5月25日，非洲32个独立国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标志着非洲统一组织（OAU）正式成立。这一组织的诞生，本质上是非洲国家摆脱殖民枷锁后，对“团结自强”的共同追求。彼时的非洲，刚经历“去殖民化”浪潮，多数国家面临边界划分、族群冲突、经济依附等严峻挑战，OAU的核心使命被明确为：协调反殖民斗争、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推动经济合作。
然而，OAU的运作模式很快暴露出其局限性。其“不干涉内政”原则（即“不干涉原则”）虽在短期内避免了国家间矛盾激化，却导致对非洲内部冲突（如卢旺达大屠杀、安哥拉内战）的集体沉默，使组织沦为“清谈馆”。经济合作方面，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和资源整合，非洲国家仍深陷“原料出口地”的困境，与欧洲、美洲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至20世纪90年代，OAU已难以适应非洲国家从“反殖民”向“求发展”的战略转型，改革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盟的萌芽开始生长。
卡扎菲的“非洲合众国”：理想主义的激进探索
谈及非盟起源，卡扎菲的名字无法回避。这位1969年通过革命上台的利比亚领导人，终其政治生涯都在践行“泛非主义”理想，其核心诉求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合众国”，彻底消除殖民遗留的边界分割，让非洲以单一实体屹立于世界舞台。卡扎菲认为，非洲的贫困与动荡根源在于“分裂”，只有联邦制才能整合资源、抵御外部干涉（如西方霸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政策）。
1999年9月，卡扎菲在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主持召开非组织第35届首脑会议，明确提出“非洲合众国”构想，并推动会议通过《苏尔特宣言》，呼吁成立“非洲联盟”以取代OAU。这一宣言被视为非盟成立的关键文件，而卡扎菲也凭借其激进主张和石油财富，成为非盟议题的“最有力推手”。他不仅在资金上支持泛非活动（如资助非洲统一航空公司项目），还频繁穿梭于非洲国家之间，游说领导人接受联邦制方案。
然而，卡扎菲的理想与多数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存在显著张力。一方面，他的“强人政治”风格和“终身制”主张（如提议由他担任非洲合众国总统）让南非、尼日利亚等地区大国警惕，担心利借此主导非洲事务；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刚摆脱殖民统治，对“主权让渡”普遍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渐进式一体化”（如区域经济共同体先行），而非一步到位的联邦制。正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所言：“非洲需要团结，但不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空洞口号。”
非盟的真正缔造者：务实主义者的集体智慧
非盟的最终成立，并非卡扎菲一人的意志，而是以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务实派”国家，在吸收卡扎菲理想主义内核的同时，结合非洲发展现实进行的制度创新。1999年《苏尔特宣言》后，阿尔及利亚率先提出“非洲联盟”草案，强调“民主治理”“经济发展”和“和平与安全”三大支柱，与卡扎菲的“联邦制”形成互补。2000年，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第36届首脑会议上，各国签署《非洲联盟组织法》，明确非盟将“促进民主、人权、法治”，并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以应对内部冲突——这一设计直接回应了OAU的“不干涉原则”弊端。
2002年7月，非盟正式取代OAU，总部仍设在亚的斯亚贝巴。与OAU不同，非盟的架构更具制度性：设立了泛非议会、非洲法院、非盟委员会等常设机构，并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将经济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非盟的成立并非“复制”卡扎菲的“非洲合众国”，而是对其构想的“扬弃”——保留了“泛非团结”的理想，但摒弃了联邦制的激进路径，转而采取“区域一体化-大陆一体化”的渐进模式。例如，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等区域组织先行推进贸易自由化，再逐步向非盟层面整合，这种“务实联邦制”更符合非洲国家的接受度。
历史的真相：卡扎菲的角色与非洲的主体性
澄清非盟起源的误区，并非否定卡扎菲的历史贡献。他确实是非洲一体化的“旗手”，其理想主义唤醒了非洲国家对团结的渴望，其提供的政治资源和平台（如苏尔特峰会）为非盟成立创造了条件。但将非盟归功于卡扎菲，既是对非洲国家集体智慧的矮化，也是对非盟制度设计复杂性的简化。
事实上，非盟的诞生本质上是非洲国家“自主觉醒”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导致非洲地缘格局剧变，外部援助减少，内部冲突加剧，迫使非洲国家重新思考“生存之道”。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以“非洲复兴”为己任，与尼日利亚等大国共同推动OAU改革；非洲民间社会（如泛非青年运动、妇女组织）也通过舆论施压，要求建立更具行动力的组织。这些力量的汇聚，才是非盟得以诞生的根本动力。
卡扎菲的悲剧性在于，他的理想超越了时代，却未能理解非洲国家的现实顾虑。非盟成立后，他仍坚持“联邦制”主张，甚至批评非盟“过于妥协”，最终导致其在非洲领导层中的边缘化。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时，非盟虽试图斡旋，却未能阻止北约军事干预，这一事件或许印证了：脱离非洲国家集体共识的“理想”，终究难以落地生根。
非盟的成立，是非洲大陆从“反殖民”到“求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其背后是非洲国家在主权独立后的又一次“自我重塑”。卡扎菲的名字将与泛非主义史紧密相连，但非盟的真正缔造者，是那些在会议室里唇枪舌战、在冲突地区斡旋调停、在田间地头推动经济发展的非洲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非盟的本质——它不是某个强人的“个人工程”，而是非洲人民对“团结自强”的集体探索，这条道路或许曲折，却始终指向非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