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必须缴纳五险一金吗，公司不给交行不行？
首先，法律层面上的“兼职”通常指的是“非全日制用工”。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这一定义是区分兼职与全职（全日制用工）的法律基石，也是决定社保缴纳义务的关键所在。一旦被认定为非全日制用工，其社保缴纳政策便与全日制用工存在显著差异。法律并未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完整的“五险一金”，但有一个明确的例外——工伤保险。《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应当为其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缴纳工伤保险费。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底线责任。因此，对于“兼职不交五险一金行不行”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是：不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框架下是普遍现象且通常不违法；但若连工伤保险都未缴纳，则该行为已构成违法。
接下来，我们需要拆解“五险一金”的各个组成部分，理解为何在非全日制用工中，唯有工伤保险被 singled out。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核心险种，在全日制用工中，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承担是法定义务。但在非全日制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关系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其收入也可能不固定，强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这部分高额费用，无疑会增加其用工成本，抑制灵活用工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赋予了这部分劳动者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或“城乡居民”，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社保经办机构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既保障了他们连续参保的权利，也体现了政策设计的灵活性。至于失业保险，其领取条件通常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全日制劳动合同解除挂钩，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特征使其难以完全契合失业保险的申领逻辑，因此法律也未作强制要求。生育保险的待遇享受也多与连续缴费的时长挂钩，在非全日制关系中同样存在执行难题。而住房公积金，其管理更多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各地执行力度和政策差异较大，多数地区主要强制覆盖全日制用工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于非全日制员工，则更多依赖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约定或地方性政策的补充规定。
然而，理论上的清晰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实践中的复杂局面。现实中，最大的争议点在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认定。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社保成本，会将实质上符合全日制用工特征的岗位，通过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拆分工作时间等方式，伪装成“兼职”。例如，要求劳动者每天工作接近甚至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远超二十四小时，但仍然按小时计酬并不缴纳除工伤保险外的其他社保。当发生此类情况时，劳动关系的性质便成为核心争议。劳动者若能提供有效的考勤记录、工资发放凭证、工作安排沟通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工作时长已超出非全日制用工的标准，便有极大概率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被认定为全日制用工，从而要求用人单位补缴所有应缴的“五险一金”。这往往是许多争议的根源，也是劳动者维权的关键切入点。因此，判断公司不给交社保是否“行得通”，首要前提是厘清双方建立的法律关系究竟是“真兼职”还是“假兼职”。
那么，当确认自身属于非全日制用工，而用人单位连法定的工伤保险都拒绝缴纳时，劳动者应当如何维权？这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和行动力。第一步是与用人单位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指出为其缴纳工伤保险是法律强制性义务，出示相关法条，争取协商解决。若沟通无效，劳动者应立即着手收集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如有）、工作证、排班表、考勤截图、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记录、工作沟通的微信/邮件记录等，用以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事实。随后，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举报，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责令其限期改正。若因未缴纳工伤保险而发生了工伤事故，劳动者则需在规定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之后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最后一步便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整个维权过程，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面对灵活用工时代的浪潮，劳动者自身也应构建起更为主动和全面的保障意识。即便在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只缴纳工伤保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忽视养老、医疗等保险对于个人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正如前文所述，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参保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目前，国家层面正在大力推进社保制度改革，许多地区已放开户籍限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为广大的兼职工作者、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主动了解并参与其中，是为自己的未来上的一份“保险”，其意义远超眼前节省下来的一点费用。这不仅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防范，更是实现个人财务安全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基石。在劳动关系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赖单一的用人单位来提供全方位保障已不现实，将部分责任回归个人，通过制度化的自我保障来完善整个社会保障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法律为兼职用工划定了权责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就此止步。在法律的底线之上，存在一个广阔的、需要个人主动规划和行动的空间。理解“非全日制用工”的内涵，知晓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或是通过维权确保底线不失，或是通过自缴保险构筑更高水平的保障，则是更为智慧的选择。兼职关系的本质是灵活，但保障自身权益的意识不能随之灵活。在零工经济的浪潮中，做一个懂法、维权的清醒者，远比单纯的收入增长更为重要。这不仅是维护个体尊严的需要，也是推动整个劳动力市场向着更健康、更规范方向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