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副业，打猎算不算正经能干的副业营生？

将打猎置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审视其是否算得上一门正经的副业营生，答案远非简单的“是”或“否”所能概括。它更像一枚棱镜，折射出那个特定年代里，个体在集体与计划经济框架下为改善生计所展现出的全部韧性、智慧与局限。在那个以“工分”和“粮票”为生存硬通货的时期，任何能带来额外食物或“活钱”的行当，都具备着原始而强大的吸引力，而打猎，正是其中最为古老、也最为复杂的一种。

要理解打猎何以成为一种“副业”，必须先回到六十年代的经济土壤中去。当时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已经确立，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来分配粮食和少量现金。然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单靠集体分配往往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即所谓的“糊口”。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物的匮乏是常态，而油盐酱醋、布匹、文具等工业品则需要用钱去供销社购买。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言，年底决算时分到的那点微薄现金，常常捉襟见肘。这种普遍性的物质短缺，催生了对六十年代农村副业门路的强烈需求。于是，在农闲时节，有手艺的匠人会走街串巷，有胆识的人会尝试搞些小买卖，而对于那些身处或靠近山林、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来说，拿起猎枪走进深山，便成了一条充满诱惑与风险的谋生之路。它不是一种主动的职业选择，更多时候是一种被动的、为了填补生存缺口的必要补充，这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营生最真实的写照。

然而，将猎物转化为餐桌上的美味和口袋里的钞票，绝非易事。打猎这一行当，有着极高的技术门槛和经验壁垒，绝非人人可为。一个合格的猎人，首先需要对山林了如指掌，哪条沟壑有水源，哪个山坳植被茂盛，何种天气下何种动物会出没，这些都烂熟于心。他们要能通过足迹、粪便、啃食痕迹来判断猎物的种类、数量和动向，这种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往往需要家族传承或长年累月的跟师学习，是名副其实的“童子功”。其次，猎人必须精通工具的使用。那时的猎枪，多为威力巨大但精度有限的土枪，装填火药和铁砂的过程繁琐且危险，对使用者的心理素质和操作技巧要求极高。此外，设陷阱、下套子、放夹子等捕猎方式，同样需要精准的计算和对动物习性的深刻理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特性，决定了猎人在乡村社会中是一个小众但受人尊敬的群体。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的体现，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打猎作为一门“营生”，其专业性不亚于木匠、铁匠，理应被归入“正经”之列。

但“正经”与否，不仅取决于技能，更深受社会政策与时代风向的制约。六十年代，随着国家对枪支管制的日益严格，私人持有和使用猎枪的合法性变得暧昧不清。在一些地区，只要不造成恶性事故，地方干部会默许这种传统习俗的存在，将其视为村民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在另一些地区，尤其是在政治运动风声紧张的时候，持枪打猎就可能被扣上“私藏武器”、“破坏生产”甚至“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因此，猎人的每一次出山，不仅要面对山林里的未知危险，还要承担潜在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深刻地影响了打猎养家糊口的可行性。它使得这门副业充满了不确定性，收益与风险始终如影随形。一头野猪可能让一家人整个冬天都衣食无忧，但一次走火或一次意外的举报，也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在政策夹缝中求生的状态，是当时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营生共同面临的困境，也使得打猎的社会评价变得极为复杂。在村民眼中，他们是能带来肉的“好把式”；但在政策的审视下，他们又是需要被规训和管理的对象。

抛开风险不谈，打猎所带来的实际价值，是其被视为“正经营生”的根本原因。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食物与收入。在食物层面，猎物提供的肉类是当时最宝贵的营养来源。几十斤的野猪肉、黄羊肉，能极大地改善一家老小的伙食，补充稀缺的脂肪和蛋白质，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和繁重体力劳动的成年人来说，意义非凡。在收入层面，猎物的皮毛是重要的现金来源。一张完整的狐狸皮、黄鼠狼皮或狼皮，可以送到供销社或收购站，换回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现金。这笔钱在当时堪称巨款，足以支付一个家庭数月的日常开销，或是给孩子添置一身新衣，购买必要的生产工具。肉，除了自用，多余的也可以在邻里乡亲间悄悄换取粮食或其它物品，形成一种物物交换的微型经济循环。正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回报，激励着一代代猎人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走进茫茫林海。它不仅解决了“吃”的问题，更解决了“钱”的问题，从最实际的功能上，支撑起了一个家庭的经济脊梁，这无疑赋予了打猎作为一门副业营生最坚实的“正当性”。

回望那段岁月，打猎作为一种副业营生，其兴衰沉浮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时代变迁史。它承载的，远不止是获取食物和金钱的单一功能。它内含着人类与自然最原始的搏斗与共存，体现的是一种在严酷环境中求生的过去打猎的社会价值。猎人身上那种勇敢、坚毅、耐心和对自然的敬畏，构成了那个时代朴素而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计选择空前多样，打猎作为养家糊口手段的功能迅速消退。同时，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也让狩猎行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今的狩猎，更多地与体育竞技、种群调控等现代概念联系在一起。从“生存必需”到“奢侈消费”，打猎的角色转换，恰恰印证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进步。那些曾经靠着一杆土枪养活全家人的老猎人，连同他们的故事，也一同定格在了历史的深处。他们所代表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利用自身全部智慧与勇气，与时代共舞、与命运抗争的生动缩影，这种精神内核，即便在物质丰裕的今天，依然具有触动人心、引人深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