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兼课专项治理，教师违规兼课怎么查？

面对“双减”政策持续深化与教育生态重塑的时代背景，对在职教师违规兼职兼课的治理，早已超越了运动式的整治，演变为一场考验教育系统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常态化课题。教师违规兼课怎么查？这个问题的背后，并非简单的“猫鼠游戏”，而是关乎教育公平、师德师风以及教师队伍健康发展的系统性工程。要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从界定标准、自查机制、取证逻辑、监管困境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解构，构建一套科学、严谨且人性化的治理体系。

精准界定行为是有效治理的逻辑起点。模糊的边界是监管的最大障碍，也是争议的根源。究竟何为“违规”？首先，核心在于“有偿”与“在职”两个关键要素的组合。在职教师利用职务之便，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谋利，这无疑是明确的红线。但现实中，情况远比这复杂。例如，教师出于亲友情谊的无偿辅导，是否属于违规？利用个人时间在网络上进行非针对本校学生的知识分享并获取平台打赏，又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分层、分类的界定标准。关键判断依据应包括：是否利用了本校学生资源或教师身份带来的影响力；是否与本职工作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正常教学；收费行为是否具有经营性质，而非偶然的、非强制性的劳务报酬。专项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些标准以清晰、具象化的方式公之于众，让每一位教师都明确行为的边界，从源头上减少因认识模糊而导致的无心之失。

建立有效的自查自纠机制，是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的关键一步。与其等待外部举报和上级查处，不如将压力和责任前移至学校层面。一所学校的自查自纠能力，直接反映了其内部治理的水平。这套机制不应是走过场的材料上报，而应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闭环流程。第一步是政策宣贯与师德承诺，通过专题学习、案例剖析，让教师深刻理解违规兼课的危害性与政策严肃性，并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第二步是建立内部风险排查清单，学校管理层需定期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进行排查，如：是否存在教师向学生推荐或变相推荐教辅资料、线上课程的行为；班级家委会是否异常活跃，存在组织补课的嫌疑；教师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是否存在不当引导等。第三步是畅通内部监督渠道，设立匿名举报信箱、线上平台，保护举报人隐私，鼓励内部监督。第四步是严肃处置与结果运用，对于自查发现的问题，要依规依纪处理，并将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形成有力震慑。这种“刮骨疗毒”式的自查，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阵痛，但长期看，是净化校园生态、重塑教师形象的必然选择。

当自查自纠未能覆盖所有角落，或接到明确举报时，证据收集便成为查处工作的核心与难点。没有证据，任何指控都只是空谈。教师违规兼课行为往往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其证据收集方法必须专业、合法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传统的物证，如补课协议、收费收据、课程安排表等，如今已很难直接获取。调查的重点应转向电子证据与言词证据的获取。电子证据方面，微信、QQ等社交工具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是关键。调查人员需要掌握合法的调查手段，例如通过学生家长或相关知情人协助获取截图，并注意证据的固定与保全，确保其法律效力。此外，教师在各类在线教育平台上的授课记录、收益流水也是重要佐证。言词证据方面，对参与补课的学生、家长的问询至关重要。但问询必须讲究策略与方法，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又要通过巧妙的沟通技巧，引导其客观陈述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任何通过窃听、偷拍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都将在法律上被视为无效。因此，构建一个由纪检、人事、法务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确保调查程序的合规性，是成功取权的制度保障。

即便有了明确的界定、主动的自查和专业的取证，对在职教师校外兼职的监管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难点。首当其冲的是“隐形”兼职的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许多教师将阵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通过化名、虚拟形象进行直播授课、一对一视频辅导，其跨地域、匿名化的特点给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家长与教师的“攻守同盟”是另一个棘手问题。部分家长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或对教师“额外付出”的“感恩”，会主动配合教师隐瞒事实，甚至提供伪证，使得调查工作寸步难行。再者，监管的尺度与温度难以平衡。过于严苛的“一刀切”政策，可能会挫伤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导致部分优秀教师因收入问题而流失；而过于宽松，则会使政策形同虚设，无法遏制违规行为。如何在维护教育公平与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最后，跨部门协同机制不畅也制约了监管效能。教育部门往往缺乏独立的技术侦查权和执法权，在调查过程中需要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支持，若协同机制不健全，极易出现监管真空。

破解监管困境，需要超越单纯的“查处”思维，转向系统性、生态化的治理策略。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惩罚多少教师，而是为了营造一个风清气正、专注育人的教育环境。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将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内化为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追求，让“不愿为”成为思想自觉。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教师的合法待遇和职业尊严，通过健全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让教师的劳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使其“不必为”。同时，要大力推进校内教学质量提升和课后服务优化，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从供给侧挤压违规补课的生存空间，让学生“不需为”。对于监管本身，则应构建“技术+制度+社会”的多元共治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教师的异常行为进行预警；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动执法机制；并积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发挥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当教师的精力被更有价值的校内工作所吸引，当违规行为无处遁形且代价高昂，当整个社会形成崇尚教育规律的共识，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才能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