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恩在目睹表哥车祸离世后的第七天，凌晨两点，他蜷缩在宿舍的被子里，手指在短视频平台的搜索框里颤抖着输入“车祸现场真实画面”。这不是第一次——过去三天，他反复刷新着平台推送的“意外事故合集”“生命最后一刻”“急救知识科普”，甚至点开了几个标注“慎入”的街头冲突视频。这种看似自虐的行为，背后是数字时代创伤个体面对死亡时的独特应对机制：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通过反复接触“相关视频内容”，试图将失控的死亡叙事转化为可被理解、可被掌控的符号。而赞恩的选择，恰恰揭示了当代社会在死亡议题面前的数字困境与心理突围。
一、创伤后信息获取：从逃避到强迫性接触的心理动因
赞恩并非单纯“猎奇”。心理学中的“暴露疗法”指出，直面创伤源是缓解恐惧的重要路径，但当个体缺乏专业引导时，这种“直面”往往演变为算法驱动的“强迫性接触”。表哥的死亡突然且具象——刹车声、金属扭曲声、地面上的血迹，这些感官碎片在赞恩脑中反复闪回。而短视频平台提供的“相关视频内容”，恰好成了他试图用外部信息“覆盖”内部混乱的媒介。
他搜索的“车祸现场真实画面”，本质是在寻找“死亡的可视化模板”。当看到视频中相似的撞击角度、围观者的反应、急救人员的动作时，那些无序的创伤记忆似乎被赋予了叙事框架：“原来死亡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别人也会经历这种事”。这种“共情性确认”能暂时缓解孤立感——他不再是一个独自承载死亡恐惧的个体，而是无数“见证者”中的一员。
但更深层的动机，是对“失控感”的反抗。死亡最大的恐惧在于其不可预测性，而反复观看“相关视频内容”，是赞恩试图通过规律化、重复化的信息，重建对“死亡”这一概念的掌控感。“如果我知道所有细节，是不是就能避免？”“如果我能预判过程，是不是就能理解它？”这种逻辑背后，是创伤后常见的“反刍思维”——个体被困在“为什么发生”的循环中，而算法恰好提供了可供“反刍”的素材。
二、平台选择：算法如何编织“死亡相关”的信息茧房
赞恩并非随机选择平台。在主流短视频应用中，内容的分发逻辑决定了“死亡相关视频”的可见性：通过用户行为标签（如“浏览过社会新闻”“搜索过急救知识”）、内容关键词（如“意外”“事故”“生命”）、互动数据（点赞、评论、转发量），算法会精准推送符合个体偏好的内容。对赞恩而言，他第一次点开“车祸现场”视频后的“完播率”“点赞”和“搜索记录”，已经成了算法判定“他对死亡内容感兴趣”的信号。
这种推送并非简单的“信息匹配”，而是基于“注意力经济”的精准投放。平台深知“死亡议题”的高黏性——恐惧、好奇、共情等情绪能驱动用户停留更长时间、产生更多互动。因此，赞恩的搜索框旁很快出现了“年轻人猝死案例”“意外事故逃生指南”“临终关怀纪录片”等“相关视频内容”，甚至穿插着“重生”“转世”等超自然话题，试图满足他“超越死亡”的心理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平台的“死亡内容”呈现逻辑存在差异。以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平台更倾向于“碎片化、强刺激”的内容（如10秒的事故现场剪辑），而知识类平台（如B站、知乎）则侧重“系统性、理性化”的解读（如“车祸力学原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科普”）。赞恩最终选择前者，正是因为短视频的“即时性”和“感官冲击力”更能满足他“快速获取信息”的焦虑——他不需要深度分析，只需要“看到”与“经历”相似的片段，以此确认自己的“正常性”。
三、内容类型：从“视觉冲击”到“生命叙事”的多元需求
赞恩刷到的“相关视频内容”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出“刺激-疗愈-反思”的三层结构，这恰恰反映了当代个体对死亡议题的复杂需求。
最表层的是“视觉冲击类”内容：标注“真实记录”“现场直击”的事故视频，往往伴随着紧张的音乐、特写的血迹或扭曲的金属。这类内容对创伤个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通过“暴露”降低死亡的神秘感，但另一方面，过度接触可能引发“替代性创伤”，导致失眠、焦虑或麻木。赞恩曾在评论区看到一条高赞留言：“看了三天，现在看到汽车就发抖。”这正是二次创伤的典型表现。
中间层是“实用知识类”内容：如“CPR急救步骤”“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创伤后心理调节方法”。赞恩反复观看这些视频，本质是在为“失控”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我当时会急救，表哥是不是能活下来？”“如果我知道这些，下次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这类内容给了他“行动的错觉”——仿佛通过学习知识，就能改写死亡的结局。
最深层的是“生命叙事类”内容：如“临终患者日记”“家属讲述告别过程”“意外幸存者口述”。这类内容没有强烈的视觉刺激，却通过个体的真实故事，传递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的隐喻。赞恩曾在一条视频中看到一位母亲讲述车祸离世女儿的故事：“她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今天天气真好’，原来生命真的会突然停止。”这条评论让他第一次流泪——他不再试图“理解死亡”，而是开始“接纳死亡”的不确定性。
四、行为的双面性：数字时代的“创伤疗愈”还是“信息成瘾”？
赞恩的“刷视频”行为，折射出数字时代创伤应对的悖论：算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渠道，却也带来了新的心理风险。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死亡禁忌”的沉默。在过去，个体面对死亡时往往缺乏倾诉渠道，而短视频平台的“相关视频内容”评论区，成了匿名的“创伤共同体”。在这里，人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我父亲也是车祸去世的”）、给予安慰（“慢慢来，时间会治愈”），甚至找到专业资源（“可以联系心理援助热线”）。这种“去中心化”的支持网络，比传统的心理咨询更具即时性和可及性。
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容忽视。算法的“信息茧房”效应，可能让个体陷入“创伤反刍”的循环。当赞恩不断被推送“事故视频”时，他的注意力被锁定在“死亡”的负面情绪中，难以转向积极的生活重建。更危险的是，部分平台为了流量，会刻意弱化死亡内容的警示性，甚至将其包装成“猎奇素材”，导致个体对生命失去敬畏。
此外，“刷相关视频内容”也可能成为逃避现实问题的借口。赞恩曾坦言：“与其面对空着的宿舍，不如看视频让自己忙起来。”这种“行为替代”虽然能暂时缓解痛苦，却阻碍了他真正面对哀伤——与朋友倾诉、参加表哥的葬礼、重新建立日常生活的节奏。
五、社会视角：平台责任与死亡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
赞恩的个案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死亡数字化”的应对不足。当前，短视频平台对“死亡相关内容”的管理仍处于“一刀切”或“放任”的状态：要么完全屏蔽（如“车祸现场”直接被判定为违规内容），要么任由算法推荐（甚至推送低俗猎奇信息）。这种管理方式忽视了个体对死亡议题的合理需求，也错失了引导公众理性讨论“生命教育”的机会。
事实上，“死亡相关视频内容”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如何构建“负责任的数字死亡叙事”。平台方需要建立更精细的内容审核机制：剔除低俗、猎奇的暴力画面，保留有教育意义、人文关怀的内容（如急救科普、临终关怀故事）；优化算法推荐逻辑，避免向创伤用户过度推送刺激性内容，同时主动推送“生命叙事类”“心理支持类”内容。
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打破“死亡禁忌”的沉默。家庭、学校、媒体应该共同参与“生命教育”，让个体学会用理性的方式面对死亡——而不是在数字空间中，通过碎片化的视频独自摸索。赞恩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死亡无法避免时，我们能做的，是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让“相关视频内容”成为疗愈的桥梁，而非创伤的枷锁。
赞恩最终停止了深夜刷视频的习惯。他删除了搜索记录，却保留了一条“临终关怀纪录片”的链接——视频里，一位老人说：“死亡不是结束，是教会我们如何好好活着。”或许，这就是数字时代个体面对死亡的终极答案：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真实的追寻，让每一次“见证”，都成为对“活着”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