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评选”自启动以来，始终以“发现好人、学习好人、争当好人”为宗旨，通过树立平民道德标杆，在社会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磅礴力量。这一评选活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其“公正性”这一生命线——唯有确保评选过程经得起推敲、结果经得起检验，才能真正让“好人”成为群众心中的价值坐标。然而，随着评选活动的网络化推进，“点赞刷票”行为逐渐浮出水面，通过技术手段人为干预投票结果，不仅扭曲了评选的真实逻辑，更对评选的公正性构成了深层挑战，值得社会各界高度警惕与反思。

“中国好人评选”的公正性，本质上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程序公正要求评选流程公开透明、标准客观统一，杜绝暗箱操作；实体公正则要求最终当选者确实具备“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突出品质，能够代表社会道德的较高水准。在网络投票机制引入初期，其初衷是通过扩大参与度、增强互动性，让群众成为评选的主体，体现“群众身边选好人”的理念。但现实中，点赞刷票行为却让这一机制发生了异化：部分参评者或其支持者通过购买“刷票服务”、利用技术手段伪造点赞数据、组织“水军”集中投票等方式，人为制造“人气假象”，使得投票结果不再反映真实民意，而是转化为资本、技术或组织动员能力的比拼。这种“数据造假”直接破坏了程序公正——当投票数据不再真实，评选流程便失去了公信力基础；更扭曲了实体公正——真正品德高尚但缺乏网络传播资源的人可能被淘汰，而擅长利用规则甚至钻营空子的人却可能“脱颖而出”，这与评选“好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点赞刷票行为对评选公正性的损害，首先体现在对“真实民意”的消解。道德模范的评选，本应是群众基于日常观察和真实认可的价值判断，而非一场“数据竞赛”。当刷票行为介入，投票结果便不再是“群众觉得谁好”，而是“谁能通过技术手段让数据更好”。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让那些默默奉献、不善言辞的“真好人”因缺乏“刷票资源”而失去机会，而那些懂得利用网络炒作、甚至不惜重金购买票数的“伪好人”却可能占据榜单。长此以往，群众会对评选结果产生质疑：“这些‘好人’真的是我们选出来的吗？”这种信任危机一旦蔓延，将直接削弱“中国好人评选”的社会影响力，使其从“道德引领”沦为“数字游戏”。

更深层次的损害，在于对“道德价值”的异化。中国好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行为的“纯粹性”——他们做好事不是为了名利，而是源于内心的道德自觉。但点赞刷票行为却将评选功利化、工具化：当“好人”头衔可以通过刷票“购买”，道德便有了“明码标价”的风险。这不仅是对参评者的道德绑架（迫使部分人不得不参与刷票以“自保”），更是对社会公众道德认知的误导：让人们误以为“道德”是可以“包装”和“交易”的商品，而非需要长期践行的内在品质。这种价值异化，会侵蚀社会道德的根基，让“好人文化”的传播失去土壤。

点赞刷票行为的滋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部分评选机制对网络投票的权重设置过高，使得“数据人气”成为决定性因素，客观上为刷票行为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监管手段相对滞后，面对技术日益成熟的刷票服务（如IP伪装、模拟点击、真人众包等），传统的人工审核和规则限制难以有效识别，导致“刷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助长了投机心理；此外，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流量崇拜”“结果导向”等浮躁心态，也让部分人将“中国好人”评选视为获取荣誉、谋取利益的“捷径”，而非对道德精神的尊崇。

守护“中国好人评选”的公正性，需要多方合力、标本兼治。从评选机制本身入手，应优化投票规则，降低网络投票的权重，增加“事迹真实性核查”“群众线下评议”“专家评审”等环节的比重，让评选回归“以德为先”的本质。同时，要加强对技术手段的运用，通过大数据分析、AI识别等技术，精准识别异常投票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刷票行为零容忍，不仅取消参评资格，更要公开曝光，形成震慑。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让群众明白，“点赞”不是“打卡”，而是对道德品质的认真审视；评选“好人”不是“选网红”，而是寻找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唯有当每个人都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投票，才能真正让“中国好人”成为照亮社会的道德之光。

点赞刷票行为，看似是评选活动中的“小问题”，实则关乎社会道德体系的“大根基”。“中国好人评选”的公正性不容侵蚀，这不仅是对无数默默奉献者的尊重，更是对社会良知的守护。唯有剔除“数据泡沫”，让评选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好人”真正“香起来”，让“好人之风”真正“吹起来”，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注入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