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必须签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不签违法吗？
在当下的灵活就业市场中，兼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围绕其法律关系的模糊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从事兼职工作，到底应该签订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用人单位不签，这种行为是否违法？这并非一个可以简单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其背后涉及对两种法律关系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个人权益的主动把控。
首先，我们必须清晰地辨析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根本分野。这是厘清所有问题的基础。劳动合同，其调整的是“劳动关系”，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这种关系的核心特征在于从属性，即劳动者在人格、经济和组织上均从属于用人单位。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着装、工作流程），服从其管理与指挥，劳动成果也直接融入用人单位的业务体系，并获取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而劳务合同，其调整的是“劳务关系”，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合同编规范。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人身依附和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运用自己的技能、设备或知识，独立完成约定的工作事项，另一方则为此支付相应的报酬。这种关系更侧重于成果的交付，而非过程的管理。
明确了二者的区别，我们就能进一步探讨“兼职签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的具体适用场景。法律上，与兼职最对应的概念是“非全日制用工”，这属于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如果您的兼职工作满足这些条件，例如在咖啡店每周工作20小时，那么您与该店建立的便是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法律要求必须订立书面或口头的劳动合同。尽管口头形式也被允许，但书面合同无疑是维权的最佳凭证。对于这种关系，用人单位有义务按时（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足额支付报酬，并且需要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
然而，现实中的兼职形态远比法律条文复杂。大量的兼职工作并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的严苛定义。例如，一名设计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公司完成一个独立的Logo设计项目；一名大学生周末给一个家庭做家教；一名程序员为某个平台开发一个临时性的小程序。在这些情境下，兼职者与对方之间没有紧密的组织从属关系，工作时间灵活，不接受对方的日常考勤管理，交付的是独立的智力或体力成果。此时，双方建立的便更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应当签订劳务合同。劳务合同的内容由双方自由协商，明确服务内容、标准、期限、报酬、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关系下，接受劳务的一方通常没有为提供劳务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提供劳务者需自行处理税费和社保问题。
那么，回到那个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兼职不签合同是否违法？”答案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本应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拒绝签订，这属于违法行为。《劳动合同法》对此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尽管非全日制用工形式较为灵活，但建立劳动关系，书面合同仍是保障双方权益的法律基石，不签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本应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口头协议在法律上同样有效，但一旦发生纠纷，如对方拖欠报酬、对工作成果有争议等，提供劳务的一方将面临巨大的举证困难。因此，不签劳务合同本身不直接构成“违法”，但它会极大地增加兼职人员的法律风险，使保障兼职人员的权益变得异常艰难。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不签书面劳务合同是一种极不明智的行为。
面对复杂多样的兼职形态，兼职人员应当如何主动作为，确保自身权益？首先，要有前置性的辨别意识。在接受一份兼职前，主动询问并判断工作的性质，是属于接受管理的“非全日制用工”，还是独立完成任务的“项目合作”？其次，无论对方提出签订何种合同，都必须坚持“书面化”原则。即使是劳务关系，也应力争签署一份权责清晰的书面协议。如果对方坚决不签，那么保留好所有能够证明合作事实的证据，如招聘信息截图、沟通工作内容的聊天记录、交付成果的邮件、银行转账记录等，这些都将成为日后维权的关键。再次，仔细审阅合同条款。对于劳动合同，要关注工时、薪酬、社保等核心内容；对于劳务合同，则要重点审查工作范围、验收标准、报酬金额及支付节点。最后，当权益受损时，要懂得正确的救济途径。劳动关系争议，应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而劳务关系纠纷，则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随着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的兼职工作将更加普遍和多元化，这无疑对现行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界定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兼职者而言，等待法律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学会主动为自己的劳动“上锁”，才是当下最可靠的自我保护方式。与其在事后为一份模糊的关系和一纸空文的承诺而奔波维权，不如在事前多一分审慎与清醒，用一份清晰的合同，为自己的每一份付出换取一份安心与体面的回报。这份契约精神，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