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兼职兼薪违规不？兼职不兼薪有啥规定依据？
利益冲突：禁止兼职兼薪的根本逻辑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利益冲突”这一核心概念。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作为村庄的“领头雁”，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和资源调配权。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代表和维护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如果允许他们随意在其他企业或社会组织中兼职并领取报酬，就极有可能产生角色冲突。试想，当村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时，其决策是否会偏向于自己兼职的企业？当村庄的土地、项目、资金等资源需要分配时，他是否会优先考虑能给自己带来薪酬的“第二职业”？这种潜在的利益输送，不仅会侵蚀干部的公信力，更会直接损害村民的集体利益，破坏乡村的公平正义。因此，从源头上切断这种利益链条，禁止兼职兼薪，是保障基层权力干净运行、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这并非对干部个人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其公共角色的必要约束。
规定依据：党纪国法划定的清晰红线
那么，“兼职不兼薪”的原则性要求是如何通过具体规定来落实的呢？其依据主要来源于党内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明确规定。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明确指出，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成员“禁止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利用职权拉票贿选，或者利用宗族、家族势力干预选举”；同时，也严格限制其经济行为，其中就包括“违反规定在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这一条款为村干部的兼职行为划定了清晰的红线：未经批准，不得兼职；即使经过批准，也绝不能取酬。
此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精神，虽然村干部不完全等同于公务员，但其在廉洁自律方面的要求是相通的。公务员法严禁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一立法精神同样延伸至对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的管理。各地党委和政府也通常会根据中央精神，出台更为细化的实施细则，对村干部的兼职审批程序、禁止性情形等做出具体部署。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网络，旨在确保村干部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村民服务中，防止权力寻租。
实践辨析：“兼职不兼薪”的特例与边界
当然，规定并非一刀切的绝对禁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村庄集体利益，村干部也可能需要“兼职”，但前提必须是“不兼薪”，并且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批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村两委可能会决定成立一个由村集体控股或全资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村支书或村主任可能会被安排在该公司兼任法定代表人或管理职务，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工作。这种兼职的目的是服务集体，而非个人牟利，其本质上是职务的延伸，而非额外的“第二职业”。对此，必须满足几个硬性条件：第一，该兼职行为必须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并报上级党组织或政府备案，过程完全公开透明；第二，村干部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中绝不能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奖金、补贴等报酬，其报酬仍应遵循村级组织正常的薪酬补贴标准；第三，该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必须定期向全体村民公开，接受监督。
对于“村支书能否在企业兼职”这一具体问题，答案则更为审慎。如果这个企业是纯粹的私营企业，与村集体经济无关，那么村支书原则上绝对不能兼职。因为这直接构成了最典型的利益冲突风险。村支书作为党在基层的负责人，更应在廉洁自律上做出表率，其行为边界比一般村干部更为严格。任何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共职务的兼职行为，都应被坚决禁止。
监督与问责：确保规定落地生根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让村干部兼职兼薪的禁令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和严肃的问责机制。监督体系是多维度的：上级党委和纪委负有日常监督和巡察的责任，应将村干部廉洁履职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村级纪检委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则要发挥“探头”作用，对村内重大事项决策、经济合同签订等进行全程监督；而最广泛、最有效的监督则来自村民群众。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渠道，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任何违规兼职兼薪的行为都无所遁形。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相关干部可能会面临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职检查，甚至被撤销党内职务和罢免村委会职务等处分。对于兼职获取的非法所得，必须予以追缴。只有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才能形成强大震慑，教育引导广大村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是村民赋予的信任，而非个人寻租的工具。厘清兼职兼薪的边界，不仅是为干部行为划定红线，更是为了守护乡村治理的清风正气，确保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于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和村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背景下，建设一支清正廉洁、担当作为的基层干部队伍，是所有政策与制度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