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补课能干啥？退休老师、事业编补课算不算违规兼职？
自“双减”政策以雷霆之势席卷全国的教育培训市场，一个巨大的疑问盘旋在无数家庭，特别是那些曾高度依赖课外辅导的家庭之上：不让补课了，我们到底能干些什么？与此同时，另一股潜流在特定人群中涌动，那些手握教学资源与经验的退休教师、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事业编老师，他们私下里接一些“活儿”，究竟触碰的是政策边缘的模糊地带，还是违规兼职的明确红线？这两个问题，看似一个关乎出路，一个关乎底线，实则共同指向了后“双减”时代，我们对教育本质、个人价值与社会公平的重新审视。
首先，我们必须清晰地界定退休教师与事业编人员补课行为的“政策边界”与“违规认定”标准。对于退休教师，许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既然我已经退休，不再是体制内在编人员，那么我的时间和知识技能理应由我自由支配。这种想法在情理上可以理解，但在法理与政策层面却并非如此简单。国家出台“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重塑教育生态，遏制教育的过度市场化和“内卷化”趋势。退休教师，尤其是那些曾经在重点学校、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他们的身份本身就带有一种无形的权威性。一旦他们大规模、商业化地参与有偿补课，无异于为被政策压制的学科培训需求打开一个“后门”，这会直接削弱政策的执行效果，甚至可能催生更为隐蔽、高昂的“地下”补课市场，加剧教育不公。因此，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而这一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延伸到了退休教师群体。虽然对退休教师的处理通常不如在职教师那样严厉，可能会以约谈、劝导为主，但其行为的“违规”性质是明确的。这背后逻辑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为了维护整个教育改革的严肃性与公平性，防止“堤内损失堤外补”。
对于事业编人员的兼职问题，其政策约束则更为宏观和根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本质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其首要职责是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事业编人员违规兼职取酬”*的认定，核心在于判断兼职行为是否影响了本职工作、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利用了职务之便或公共资源。一个在公立学校任教的事业编老师，如果他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在学校里获得的信息、甚至直接面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有偿补课，这显然是利用了公职身份带来的便利，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即便他补课的对象并非本校学生，但这种行为占用了本该用于备课、教研、自我提升的精力，同样可能影响其本职工作的质量。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规，未经批准擅自兼职取酬，本身就是一种违纪行为。因此，无论是公立学校的教师，还是其他事业单位的员工，从事任何形式的兼职，都必须经过单位批准，且不能与自身职责产生冲突。在有偿补课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几乎可以断定，任何单位都不会批准这样的申请。这道红线，划定的不仅是职业伦理，更是对公共资源的保护和对公众信任的维护。
厘清了“不能做什么”之后，我们更应聚焦于“能做什么”这一更具建设性的命题。当学科类补习的退潮留下一片广阔的滩涂，这正是探索*“双减后学生素质教育路径”*的绝佳时机。过去，孩子们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45分钟，在不同的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用于自主探索、自由阅读、体育锻炼和社交体验的时间被严重挤压。现在，这片被释放出来的时间，恰恰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需的土壤。家长和学校可以引导孩子将目光从分数转向更广阔的世界。例如，可以鼓励孩子进行深度阅读，不是功利性地读必考书目，而是根据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历史、科普等各类书籍，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可以支持孩子发展一项真正的体育爱好，无论是篮球、游泳还是跑步，在挥洒汗水中锻炼意志、强健体魄。可以带孩子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在真实的世界里感受美、激发好奇心。甚至，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或社区服务，在劳动中培养责任感，在服务中理解社会价值。这些活动看似与考试分数无关，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孩子的品格、视野和综合能力，这才是能够伴随他们一生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家庭教育替代学科培训”*的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并非要求家长都成为全科老师，亲自上阵辅导功课，而是要求家长完成一次深刻的角色转变：从教育的“外包者”和“监工”，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和“陪伴者”。家长的焦虑是孩子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当家长不再执着于每一次考试的分数，不再用“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标尺，孩子才能从紧张的应试状态中解脱出来。家庭教育的核心，应该是营造一个温暖、开放、支持性的成长环境。这意味着，家长需要花更多时间与孩子进行高质量的沟通，倾听他们的想法，理解他们的困惑，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这意味着，家长需要与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作息和学习计划，培养他们的自主管理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催促和监督。这意味着，家长需要以身作则，自己保持阅读的习惯、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用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这种基于情感连接和价值观引导的家庭教育，其效果远非任何学科培训所能比拟。它无法在短期内量化为分数的提升，却能赋予孩子面对未来挑战的强大心理资本和内在驱动力。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对“唯分数论”的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他们依然会为找不到“提分捷径”而焦虑。另一方面，优质素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尚不均衡，尤其是在一些非一线城市，高质量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以及各类兴趣活动相对匮乏，这使得“双减”后的空白难以被有效填补。此外，对于一些确实在学习上存在困难、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如何提供合规、公益、有效的辅导支持，也是教育系统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这要求学校必须切实承担起教育主阵地的责任，通过优化课堂教学、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建立更完善的个性化辅导机制，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政策的顶层设计、学校的积极作为、家庭的观念转变，三者必须同频共振，才能真正将“双减”的善意转化为教育的实效。
归根结底，这场关于补课的讨论，早已超越了“能不能补”和“谁来补”的表层问题，它触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教育功能的深刻反思。当我们将目光从退休教师和事业编人员的个体选择，抬眼望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时，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次全民参与的教育价值重塑。严格的禁令，如同一剂猛药，旨在治愈长期困扰基础教育的顽疾，它强行中断了那条看似能通往高分、实则通向过度竞争与身心俱疲的狭窄赛道。在这条赛道被关闭之后，我们被迫——也是幸运地——开始思考，教育的终点，究竟应该是金榜题名的那一刻，还是漫长人生的幸福与丰盈？答案不言而喻。当孩子们不再为了多刷一道题而放弃仰望星空，当家长们不再为了几分之差而彻夜难眠，当教师能够回归教书育人的初心，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曾经因“不让补课”而引发的集体焦虑，恰恰是一个时代迈向更健康、更人性化的教育生态的阵痛与新生。这趟艰难的转型之路，考验着每一个家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整个社会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