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娘兼职遇恶俗婚闹，被绑被吻摸胸口，谁之过？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兼职伴娘的自我保护意识问题。这并非受害者有罪论，而是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必须具备的生存智慧。兼职伴娘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从业者多为年轻女性，她们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来弥补新人亲友团人手的不足，并获得相应报酬。然而，这份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她们深度介入了一个私密且充满不确定情感氛围的场合。在接单前，是否与新人进行过充分沟通？是否明确划定了服务的边界，例如拒绝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和过激游戏？是否在合同或口头协议中约定了遇到“婚闹”时的应急处理机制？很多情况下，为了促成交易或碍于情面，这些关键的自我保护步骤被忽略了。当风险降临时，缺乏准备的伴娘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提升风险预判能力、事前明确权责、事中果断说“不”并寻求帮助，是每一位伴娘，尤其是兼职伴娘，必须为自己筑起的第一道防线。这并非苛刻的要求，而是对自身安全最基本的负责。
然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伴娘的自我保护不足，是极不公平的。在这场责任链中，新人及其家庭扮演着核心且关键的角色。婚礼是新人主办的庆典，他们是现场秩序的最高维护者，是所有来宾，包括他们聘请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人。一场婚礼的格调与底色，完全由新人的态度决定。如果新人从一开始就对“婚闹”持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认为“不闹不热闹”，那么他们实际上是为潜在的侵害行为打开了绿灯，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教唆者”。那些参与婚闹的宾客，很多是抱着“为新人助兴”的心态，他们的行为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人传递出的信号。当伴娘受到侵犯时，新人及其家人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还是选择视而不见，甚至跟着起哄，其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尽到了主家的责任，后者则成为了帮凶。因此，新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婚礼的体面与尊严远比一时的“热闹”重要。保护伴娘，就是保护自己婚礼的纯洁性，更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任何以牺牲他人尊严为代价的“喜庆”，都只会沦为日后难以启齿的污点。
再来看那些动手的婚闹参与者，他们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其行为早已触碰了婚闹性骚扰的法律责任红线。以“传统”或“习俗”为幌子，行猥亵、侮辱之实，是典型的文化糟粕对现代法治社会的挑衅。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情节更为严重的，如在公共场合强制猥亵他人，则触犯了《刑法》，将面临刑事处罚。将伴娘捆绑、强吻、摸胸，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玩笑”的范畴，构成了明确的强制猥亵和性骚扰。参与者不能因为“喝了酒”或“一时兴起”就免于追究。法律面前，没有“法不责众”的借口，每一个参与者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社会舆论必须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任何打着“婚闹”旗号的侵权行为，都不是文化，而是犯罪。只有让施害者感受到切实的法律痛感，才能震慑潜在的效仿者，刹住这股歪风邪气。
最后，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探讨如何抵制低俗婚闹文化。恶俗婚闹的滋生蔓延，与社会中某些落后的性别观念和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女性依然被物化，被视为可以被随意调侃和侵犯的对象；而“集体”行动则为个体施恶提供了心理庇护，使其责任感被稀释。要根除这一毒瘤，需要多管齐下。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不再将恶俗婚闹作为博眼球的趣闻进行传播，而是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揭露。社区、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可以发挥引导作用，倡导文明、健康的婚礼新风尚，将反对低俗婚闹纳入村规民约。教育体系也需加强性别平等和法治观念的教育，让尊重他人、恪守边界的意识深入人心。文化的变革是缓慢的，但每一次对恶俗婚闹的公开声讨、每一次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每一次对文明婚礼的倡导，都是在为构建一个更健康、更尊重的社会文化环境添砖加瓦。
一场恶俗婚闹，撕开的是社会文明的伤口。它不是某个人的孤立过错，而是一场由个体防范缺失、新人失职、施害者无法无天以及社会文化纵容共同导致的“集体失守”。当伴娘的泪水与屈辱成为婚礼的“插曲”，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孩的安全感，更是对婚姻神圣性的亵渎。停止指责受害者，严肃追究施害者，厘清新人的责任，并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净化社会风气，我们才能让婚礼回归它本来的面貌——一场以爱与尊重为名的，纯粹而美好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