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伴娘遇婚闹被性侵，这种恶俗该禁止？

一场本该充满祝福与喜悦的婚礼，却因失控的“婚闹”沦为一名兼职伴娘的噩梦。当“闹喜”的幌子下隐藏着赤裸裸的性侵犯，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这种以践踏他人尊严为代价的恶俗，是否已走到了必须被彻底禁止的尽头？这并非个案的偶然，而是一面映照出部分婚庆陋习已然异化为社会毒瘤的镜子，其背后交织着法律、道德与文化的多重困境。

要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婚闹”这一概念的异化轨迹。在传统民俗中，婚闹或许曾有增添喜庆气氛、考验新人默契的朴素初衷，但它在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在某些区域，逐渐偏离了轨道，演变成一场以“习俗”为名的集体狂欢与权力展演。当婚闹的内容从无伤大雅的玩笑升级为对伴娘，尤其是职业伴娘的身体接触、言语骚扰甚至更过分的侵犯时，它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它不再是文化，而是暴力；不再是热闹，而是胡闹；更不是无心的过失，而是一种有恃无恐的、针对女性的集体性压迫。这种将女性“物化”为婚礼道具，用以取悦宾客、彰显男性“气概”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基本人格尊严的公然挑战。

随着婚庆市场的专业化，“兼职伴娘”这一新兴职业应运而生。她们的出现，本是为解决新人亲友团人手不足、流程不畅的难题，以专业服务确保婚礼顺利进行。然而，这一群体的职业特殊性，也使其在恶俗婚闹面前沦为最脆弱的“高危人群”。她们与新人家庭往往仅有短暂的雇佣关系，缺乏深厚的情感纽带和社会关系网的庇护。对于闹事者而言，一个“外人”的尊严与安全，远比顾及朋友情面要来得“廉价”。这种疏离感，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也让受害者在事后维权时面临更大的心理与现实压力。她们可能担心“砸了饭碗”，可能害怕被舆论指责“小题大做”，甚至可能因为取证困难而陷入求助无门的境地。因此，探讨兼职伴娘的职业风险，不仅是关注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是关注一群女性在特定场景下的基本人身安全权益。

法律，是划定社会行为底线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准绳。那么，婚闹的法律边界究竟在哪里？答案清晰而坚定：任何未经同意的身体接触，尤其是带有性暗示或实质性侵犯的行为，都早已越过“玩笑”的范畴，直接踏入违法甚至犯罪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保护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和名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对强制猥亵、侮辱罪，强奸罪等有详细规定。在婚闹引发的性侵案件中，施暴者的法律责任不容推卸，其行为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追究组织者与纵容者的责任。新郎、伴郎乃至部分起哄的宾客，如果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持放任态度，甚至提供“帮助”，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明确各方责任，让法律的牙齿真正咬合，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让潜在的施暴者明白，婚礼现场并非法外之地。

面对根深蒂固的陋习，仅仅依靠事后的法律制裁是远远不够的，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抵制与预防体系，即加强婚庆陋习的社会治理，才是治本之策。首先，新婚夫妇作为婚礼的主人，必须率先亮明态度，在婚礼筹备阶段就向所有亲友明确传递“文明婚礼，拒绝低俗婚闹”的信号，并选择有底线、懂尊重的伴郎团队。其次，婚庆公司、酒店等作为服务提供方，应承担起一定的劝导与干预责任，在发现婚闹苗头时及时提醒制止，必要时协助报警。再者，媒体与社交平台应持续发声，曝光典型案例，剖析其危害，引导公众形成“恶俗婚闹可耻”的共识。而对于每一位参与者而言，我们需要重建一种“零容忍”的文化自觉。当看到有人借婚闹之名行不轨之事时，不再是麻木的看客或起哄的帮凶，而是勇敢的制止者。只有当整个社会网络都行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行动支持，才能挤压恶俗婚闹的生存空间。

抵制低俗婚闹，其核心价值并非要扼杀婚礼的欢乐与仪式感，而是要重塑婚俗文化的精神内核。一场真正美好的婚礼，其基石应是爱、尊重与祝福，而非建立在他人难堪与痛苦之上的虚假“热闹”。它考验的应是新人之间的情感深度，而非男伴郎团的“胆量”与“创意”。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低俗、粗鄙的所谓“传统”上移开，去探索更多文明、优雅、富有创意的婚礼形式时，会发现表达喜悦的方式有千百种，唯独不包括伤害。无论是温馨的互动环节，还是感人的致辞，抑或是充满艺术感的布置，都比那些充满暴力和羞辱意味的闹剧更能彰显婚礼的神圣与美好。

婚礼的钟声，理应是新生活开启的序曲，而不应成为任何一位女性权益受到侵害的警钟。从兼职伴娘的职业风险，到恶俗婚闹的法律边界，再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个案的愤怒与同情，更是对深层文化病灶的集体反思与共同行动。当每一份对“热闹”的追求，都先让位于对“人”的尊重与对法律的敬畏时，我们才能自信地说，我们真正告别了那些陈腐的婚庆陋习，共同迎来了一个文明、健康、充满真正喜悦的婚俗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