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能做哪些兼职不违规？家教、外卖这些可以吗？

公务员能否从事兼职或副业，是一个在纪律红线与现实需求之间反复权衡的复杂议题。答案的核心并非简单的“能”或“不能”，而是潜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深层逻辑之中。这部法律的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一条款，构成了判断一切兼职行为是否合规的根本依据，它如同一道清晰的基准线，划定了公务员身份与商业行为之间的楚河汉界。

理解这条规定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营利性活动”的内涵。它并不仅仅指开办公司、入股经商这类典型的商业行为，而是泛指一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持续性、经常性地参与市场经营的活动。其立法初衷是为了从根本上预防利益冲突，确保公务员在履行公职时能够保持绝对的公正与廉洁，避免其公权力因私人利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玷污或影响。公职人员手握公共资源，其决策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福祉，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切断其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与公务员队伍的纯洁性，是这条纪律红线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石。

在此框架下，我们来具体剖析两个备受关注的案例：家教与外卖。关于“公务员做家教是否违纪”，这确实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灰色地带。纪律的界定往往取决于行为的性质、规模和影响。如果一位公务员，在完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为少数学生（非自己管辖或服务对象范围内的子女）提供一对一的学业辅导，且收费合理、未形成规模化经营，这种行为在实践中有时会被视为一种劳动技能的变现，其“营利性”的色彩相对较弱。然而，风险依然存在。一旦家教行为公开化、规模化，例如开办辅导班、在培训机构兼职，或者辅导对象与自己职务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存在利害关系，那么其性质就立刻转变为明确的“营利性活动”，违纪的风险将急剧升高。因此，对于家教，最审慎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个高风险区，轻易不触碰。

那么，“公务员做外卖骑手违规吗”这个问题则更为清晰。表面上看，送外卖是纯粹的体力劳动，似乎与权力寻缘、利益冲突等敏感问题相去甚远。但从法规层面审视，其本质依然属于“营利性活动”。外卖骑手通过平台接单、配送并获取报酬，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服务模式。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身着便装穿梭于街头巷尾或许无人知晓，但一旦身份暴露，极易引发公众的负面联想或误解，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拍照放大，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送外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交通意外、与商户或顾客的纠纷等，都会给个人及其所在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声誉风险。综合考量，尽管其出发点可能仅仅是补贴家用，但从纪律要求和形象管理的角度出发，公务员从事外卖骑手这类具有明确商业属性的兼职，是极不被推荐的，其违规的风险极高。

既然许多常见的兼职路径都布满了“雷区”，那么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合法副业渠道”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些渠道大多与“营利性活动”保持了安全距离。首先，从事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是被允许的。公务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在不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前提下，撰写专著、发表论文，并依法获取稿酬。同样，从事文学、艺术、摄影等创作活动，并出售作品，也被视为合法的劳动所得。其次，参与经批准的讲课、评审活动。一些单位会允许或组织公务员在特定场合，如党校、干部学院进行授课，或参与一些项目的评审、鉴定，并按规定获取相应的劳务报酬。关键在于，这类活动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批准，并且是偶尔为之，而非常态化、经营性的行为。再者，合规的投资行为。公务员可以进行股票、基金、房产等投资理财活动，这是一种资本增值行为，不属于“从事”营利性活动。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不得进行违规持股，尤其不能投资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行业或企业。最后，继承和赠与，这是合法的个人财产来源，自然不属于兼职范畴。

归根结底，对于公务员而言，在选择是否从事副业时，心中必须时刻绷紧一根弦——对身份的敬畏和对纪律的尊崇。与其在政策的边缘试探，不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来获得职业上的晋升与精神上的满足。当然，我们理解部分公务员确实面临生活压力，有增加收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更应选择那些绝对安全、阳光透明的渠道。在行动之前，最稳妥的做法是向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咨询，获取权威的指导。任何模糊地带的“自作主张”，都可能埋下违纪的隐患。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其职业生涯的价值，远非一时的经济利益所能衡量。坚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维护好公正无私的形象，这不仅是对个人前途的负责，更是对国家和人民所托付的信任的忠诚回应。在公与私的天平上，唯有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