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做副业，中纪委禁止的6类有哪些？

公职人员能否从事副业，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公权力廉洁运行、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治理效能的重大纪律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一些公职人员试图在体制外开辟“第二战场”，这种念头必须被置于党纪国法的严格审视之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此类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其划定的纪律红线清晰而坚定，构成了每一位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行为边界。深入理解这些禁令背后的法理逻辑与制度价值，是确保队伍纯洁、防范廉政风险的必修课。

第一类禁区：直接经商办企业，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 这是纪律规定中最明确、最核心的一条红线。无论是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只要公职人员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参与投资、担任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管等职务，均构成严重违纪。此规定的根本逻辑在于，公职人员掌握着公权力，这种权力源于人民的赋予，只能用于公共服务。一旦将其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就无法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即便本人没有主观恶意，其公职身份本身就可能成为吸引资源、获取便利的“隐形资本”，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权力与商业必须彻底分离，这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也是防范腐败的第一道防火墙。 任何试图以“合法合规”的商业外衣掩盖权力寻租的行为，都将在纪律的显微镜下无所遁形。

第二类禁区：违规兼职取酬，杜绝身份与利益的变现。 除了直接创办企业，在各种经济实体中违规兼职并获取报酬，同样是中纪委严厉打击的行为。这里的“兼职”范围很广，包括但不限于担任名誉顾问、专家评委、独立董事等。其危害性在于，公职人员出让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更是其职务身份所带来的社会信誉和潜在影响力。一些企业看中的并非其专业能力，而是其背后可能调动的公共资源或政策信息。这种“挂名取酬”本质上是一种身份资源的变现，它模糊了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界限，稀释了公职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即使是那些看似“专业对口”的兼职，比如专家讲课、学术评审，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组织批准，且不得影响本职工作，更不能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或个人谋利。

第三类禁区：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友及特定关系人谋利。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利益输送方式，俗称“官商勾结”的变种。纪律条令明确禁止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这种便利可能表现为：审批项目时“开绿灯”、执法监管时“放水”、政府采购时“量身定做”、信息传递时“通风报信”。这种行为的破坏性极大，它将公权力异化为家族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直接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识别这类行为，关键在于穿透表象看本质：无论利益是否最终落入个人腰包，只要利用公权力为特定经营活动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就触碰了纪律的高压线。这要求公职人员不仅要管好自己，更要严格约束“身边人”，构建清清白白的政商关系和家风。

第四类禁区：在管辖区域或业务范围内从事营利活动。 这类禁令主要针对的是利用职务管辖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调配权来谋取私利。例如，住建部门的干部在本人分管的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或建材销售；市场监管人员在执法领域内开设咨询公司，指导企业如何“规避”处罚；金融监管机构的干部参与其监管对象的投融资活动。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如同裁判员下场踢球，严重破坏了公共管理的公正性。公职人员对本职工作的领域拥有信息优势和决策影响力，这是其履职的必要条件，但绝不能成为其谋取私利的“自留地”。 这条禁令确保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有清晰的“楚河汉界”，维护了制度的刚性。

第五类禁区：违规从事证券、期货等投资活动。 并非禁止一切投资理财，公职人员的合法财产性收入受到法律保护。但“违规”二字是关键。这里的“规”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不得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在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产品买卖中谋取利益的规定。核心在于，公职人员不能利用其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或其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这构成了内幕交易，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此外，在一些特定时期或特定岗位（如参与重组、上市审批的官员），可能会被要求申报乃至冻结相关账户，以防范利益冲突。因此，公职人员在参与金融市场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确保其所有投资决策均基于公开信息，且与任何职务行为完全切割。

第六类禁区：其他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 这是一个兜底性条款，旨在覆盖上述五类未能完全囊括、但同样具有危害性的违纪行为。例如，通过非营利性组织、中介组织等第三方平台间接参与商业活动；利用知识产权成果（如在职期间研发的专利）违规进行商业化运作；以及一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型“副业”形态，如网络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等。判断这些行为是否合规，最终要回归到三个基本点：是否利用了公职身份或权力？是否与本职工作产生了利益冲突？是否影响了公职人员的公正履职和形象？只要答案中有一个“是”，就必须立即停止。

公职人员的天职在于服务而非营利，清晰辨识并远离这些纪律禁区，不仅是规避风险的被动之举，更是对初心使命的主动守护与躬身践行。每一条纪律红线的背后，都是对权力属性的深刻认知和对人民利益的郑重承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侥幸心理和试探行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方能不负重托，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