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业国际大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吗？海牙法庭成员国有多少国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是战后同盟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在日本东京设立的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最高国际法庭。其审判对象是对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责任的个人。中国派遣了著名法学家梅汝璈法官参与其中，中国代表团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严惩战争元凶做出了巨大贡献。东京审判的法律意义在于，它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即个人不能以国家或政府命令为由免除其国际罪行。这一原则性的突破，是战后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为现代国际刑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然而，东京审判的管辖权主要集中在少数甲级战犯，对于数量庞大的、在各国犯下具体罪行的乙级、丙级战犯，则无暇也无力一一审理。为此，同盟国决定，由各受侵略国家自行设立法庭，审判在本国领土上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这便是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的由来。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关系，关键在于理解其“补充性司法”的本质。从1946年至1948年，中国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济南、武汉、太原、沈阳等地设立了十个军事法庭，其中以南京军事法庭最为重要。这些法庭审判的正是那些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实施“三光政策”、进行细菌战实验、虐待战俘与平民的乙级和丙级战犯。例如，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战犯的审判，以其确凿的证据和庄严的程序，将日军在华犯下的残暴罪行公之于世，并以法律手段予以了正义的裁决。可以说，东京审判是“砍树”，而中国的国内审判则是“除根”，两者共同构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完整法律清算。
当我们将视线从二战后的亚洲转向欧洲的“海牙”时，需要厘清一个常见的概念混淆。人们常说的“海牙国际法庭”，通常指代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司法机构：一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二是根据《罗马规约》设立的独立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ICC）。关于海牙国际法庭成员国数量的问题，答案也因此而不同。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产生，其诉讼当事方是联合国成员国。因此，国际法院的成员国数量等同于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即193个。只要是联合国成员国，就自动成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国际法院主要受理的是国家间的争端，例如领土争议、条约解释等，它不审理个人刑事责任。
而国际刑事法院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它是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 tribunal，旨在追究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其成员国数量是动态变化的，目前约有123个国家。成为成员国需要自愿签署并批准《罗马规约》。这里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法院区别的核心：前者审判个人，基于条约加入；后者审判国家，基于联合国成员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建，但最终未能批准《罗马规约》，因此不是其成员国。这一立场主要基于对规约中某些条款，特别是关于“战争罪”定义和管辖权启动机制的保留。
从东京、南京到海牙，国际司法的演进路径清晰地揭示了人类对正义追求的深化与复杂化。战后审判，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国内性的，都面临着“胜者正义”的质疑。然而，即便存在不完美，它们依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地将战争发动者置于法律被告席，其开创性价值不容抹杀。东京审判和中国国内审判所确立的罪责原则，在半个世纪后催生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刑法从临时性、特设性的审判，迈向了制度化和常设化的新阶段。这一演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始终伴随着国家主权与国际司法权之间的张力，以及大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刑事法院至今仍面临着管辖权有限、执行力度不足、部分大国拒绝加入等挑战，这些都反映了在现实国际政治格局下，实现普遍正义的艰难。
审视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司法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战争废墟中艰难开辟出的法治之路。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作为这条道路上坚实的一步，其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惩治了罪恶，更在于以国家的名义，用法律的语言记录了民族的苦难，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它向世界宣告，任何以国家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最终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而海牙的法庭们，无论是处理国家间纠纷的国际法院，还是追究个人罪责的国际刑事法院，都是这一信念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历史的回响仍在指引着人类寻求正义的漫漫长路，这条路充满荆棘，但方向始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