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赞丽因刷脸被抓事件，将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非法利用生物识别技术进行违法活动的典型案例，其背后折射出技术应用与法律监管的深层矛盾。人脸识别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便利生活的同时，若脱离法律与伦理的约束，极易沦为非法牟利、侵害权益的工具。河南赞丽的案例，正是对技术滥用后果的鲜活警示，也为行业规范与社会治理敲响了警钟。

河南赞丽的核心问题，在于将刷脸技术异化为传销与非法集资的“帮凶”。据公开信息显示，该平台以“刷脸解锁任务”“数据采集返利”为名，诱导用户上传人脸信息，并通过层级发展下线、高额返利等模式形成传销网络。其操作逻辑具有典型隐蔽性：一方面，利用公众对“刷脸=安全”的认知误区，将技术包装成“创新项目”；另一方面，通过生物信息的不可更改性，对用户形成强制约束——一旦信息被采集，用户便难以退出，被迫参与违法活动。这种“技术+传销”的模式，不仅违反《禁止传销条例》《刑法》等法律法规，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物识别权与财产安全。

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本质上是“技术中立性”被曲解的结果。从技术层面看，人脸识别本身并无善恶，其价值在于身份认证、安防监控等合法领域的效率提升。但当技术被置于违法框架下，其“精准性”“不可逆性”反而成为危害放大的催化剂。河南赞丽正是利用了人脸信息的唯一性与永久性，通过“刷脸绑定身份”的方式，确保传销链条的稳定性；同时，以“数据采集”为幌子，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本质。这种操作并非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使用者对法律底线的突破，反映出部分市场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将技术创新异化为规避监管的手段。

更深层次看，河南赞丽事件暴露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监管短板。相较于传统个人信息，人脸、指纹等生物信息具有“终身唯一”的特性，一旦泄露或滥用，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尽管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要求单独同意、严格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监管滞后、取证困难等问题。例如，河南赞丽通过线上渠道发展会员，跨地域作案，增加了监管难度；部分用户对生物信息的敏感性认知不足，轻易授权平台采集，为违法活动提供了土壤。此外，技术提供者的责任边界模糊也是重要诱因——一些技术服务商为追求商业利益，对合作方的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客观上为非法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社会影响维度分析，此类事件对公众信任体系的冲击不容忽视。人脸识别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从门禁解锁、移动支付到交通出行，其便捷性有目共睹。但当“刷脸”与“传销”“诈骗”等负面标签绑定，公众对技术的信任度将大幅下降。河南赞丽的案例中，不少受害者正是出于对“高科技项目”的信任而陷入骗局，这种信任被透支的后果，可能导致公众对合法人脸识别应用的抵触，进而阻碍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正向价值发挥。例如，若因担心信息泄露而拒绝使用社区刷脸门禁，反而可能降低安防效率，形成“技术滥用—公众抵制—社会成本增加”的恶性循环。

面对技术应用与法律规范的失衡，河南赞丽事件为多方主体敲响了警钟。对监管部门而言，需加快构建“技术+法律”的双重防控体系：一方面，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点，细化采集、存储、使用的合规标准，明确技术服务商的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对非法平台的监测预警能力，实现“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对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必须以合规为底线，尤其在涉及生物信息等敏感数据时，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核机制，杜绝“技术为违法开路”的行为。对公众而言，则需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警惕“刷脸返利”“数据致富”等陷阱，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审慎对待信息授权，避免成为技术滥用的受害者。

河南赞丽因刷脸被抓，绝非偶然的技术事故，而是技术应用失范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法律与伦理的轨道，尤其是生物识别技术这类涉及公民核心权益的领域，更需在“创新”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通过监管的“紧箍咒”、企业的“责任链”与公众的“防火墙”三方合力，才能让人脸识别技术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服务于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而非沦为违法活动的“通行证”。技术向善，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用行动坚守的底线。